你有沒有覺得一份工作薪水真的不夠花，常常需賺錢方法有哪些要兼職才能夠剛好養活一家人，就算只有單身一個人，多出來的錢也存不了多少。
今天跟你分享一個＜非常簡單的賺錢方法＞，每天花你不到五分鐘的時間，就能把錢賺到手!!
加入教學影片網址：https://youtu.be/rEkbn2-Sd9E
所以說，如果你收到的下線越多，你每天的回饋就越高，如果你的下線升級成付費會員，你就可以立即得到2美元的獎勵
先說明一下付費會員，付費會員一年要付17美元，約台幣500元，付費會員的點廣告數量是免費會員的4倍，所以如果你有九個下線變成付費會員，就等於你有18美元可以升成付費會員了
全世界都可以加入，持之以衡下線有一百萬人付費就有一百萬美元囉！最重要的是其他點廣告的網賺非常容易倒，要不然就是升級付費會員收費特別高，有些根本就是變相的老鼠會
話說了這麼多！總之你想想看加入之後把我這一篇文章改成你的丟給你的朋友或者網友看，FB超多可以交友的網站，多認識一些朋友，介紹他們賺錢吧
總之他看過影片就會加入，就會自已點廣告，加入之後你把他拉到我們的FB社團
123
我為何在英國大學教《文革後的中國文學》?
英國利茲大學中國戲劇學教授 李如茹
2小時前
分享
Image copyright BBC Chinese
Image caption 作者李如茹
50年前發表的「5-16通知」把全中國引向了十年動亂之中。這段歷史造就了我、與我同時代的人，乃至當今中國。我想，每一個在那個時代長大的人都沒有也不會忘記那十年，只是出於各種原因，很多人不願意或者不能去思考那些日子罷了。
自從1988年以來，我就成了英國利茲大學的教書匠，一邊跟隨Martin Banham教授攻讀莎士比亞；一邊向Don Rimmington教授學習怎麼教漢語。於是我有機會把我的思考注入在我教的課程中，並且把它們傳達給對於文化大革命毫無了解的英國青年學生。
我教《文革後的中國文學》
利茲大學「中國學」的學生都是從b?bab?ba、一筆一劃寫漢字開始學習中文的。要讓他們閱讀我為《文革後的中國文學》選擇的小說，這對於只學過三年、最多三年半的西洋學生來說實在不容易，然而，凡是修這門課的學生都深深投入了這門被我稱為「談虎色變」的極為困難的課程。
因為文化大革命對於學習「中國學」學位的學生是重要的，這不僅因為我自己是在文革中長大的（1966年我14歲，初中2年級），更重要的是那些制定了今天很多政策或者導致了很多社會弊病的人、乃至目前在大陸舉足輕重的很多政治、文化和科技人士都與文化大革命息息相關。
Image copyright BBC Chinese
Image caption 作者童年時代與母親李玉茹合影
採用了將近20篇不同作品以後，我鎖定了以下三篇小說：《班主任》（劉心武）、《啊》（馮驥才）和《高原的風》（王蒙）。
首先，這三篇小說非常具體、形像地展示了中國「新時期文學」的飛速發展。如果說《班主任》由於寫得很早，作者的筆不由自主地透著文革式語言的味道，那麼短短幾年以後發表的《啊》以及《高原的風》就凸顯出截然不同的形態與風格。《啊》從寫實的角度把學生帶入了那「觸及靈魂」、令人心驚膽戰、顛倒是非黑白的文革時代；而《高原的風》則採用了類似「意識流」的新寫作手法，在1986年就把作者感受到、剛剛開始的經濟改革給予人們的衝擊呈現給了讀者。 這三篇小說的主人公都是中國知識分子，這是一群在二十世紀飽受各種經驗的人群，這些人的命運真實地表現了50年代以來種種政治運動以及大起大落的千變萬化，栩栩如生。
然而，究竟怎樣幫助這些21歲左右的生活在英國、大部分成長於優裕的中產階級家庭中的青年進入這三篇作品的「此時此地」的環境中去是非常困難的。什麼叫作「觸及靈魂」？精神還是肉體？《啊》中的主人公吳仲義在飽受蹂躪以後，當他聽說自己被宣佈「解放」了，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時，小說這樣描寫道：
這時，所革委會郝主任走上前，給他〔吳仲義〕胸前別上一枚鍍銅的像章，贈給他一套《毛澤東選集》。居然還同他握握手。他心裏猛地熱浪一翻，突然伸起胳膊，放聲呼喊口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他整個身子跟著口號聲向上一躥，兩隻腳好像離開了地面似的，滿臉都是激動的淚水。
我常常問學生，這是吳仲義的真實表現還是他為了表現自己的「革命」在假裝？如果說是他的「真實表現」，他又為什麼、怎麼會這樣表現的？難道他完全忘記了自己剛剛經歷過的所有身心的折磨嗎？ 第三篇小說《高原的風》中有一位在80年代初面臨改革、各種新思想衝擊，感到「失重」了的50歲左右的優秀教師宋朝義。這個人物被自己全心全意投入了幾十年「身」、「心」 改造搞糊塗了。而我的學生們不由得會問：「為什麼在中國的50年代，說話口齒清楚、思維邏輯清晰被認為是不好的？這又和資產階級、剝削階級有什麼關係？」
確實，怎樣才能讓我們的學生真正理解這種扭曲的人性？我教書，我選擇這三篇小說，因為我被它們感動，我的個人經歷與小說在起共鳴。我想，「我」應該成為一座架在英國青年和文革後中國文學的橋樑。
自己的經歷
Image copyright BBC Chinese
Image caption 1972年：大約是文革中比較寬鬆的年代，母親已經「被解放了」，姐姐李莉從中央戲劇學院畢業，而作者本人也離開了淮北農村，成為南京空軍「五七幹校」製藥廠的工人，並開始在幹校宣傳隊演出樣板戲
其實，我的經歷沒有太特別，但是卻幫助我教書，我的故事使得英國學生明白他們讀的小說都建立在社會真實之上,「中國學」學位的目的就是探究導致中國光怪陸離現象的根源。
我的母親是京劇演員李玉茹，在文革中是當然的「牛鬼蛇神」。我最初十分相信媽媽是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資產階級藝術權威，下定決心要和她劃清界限，全身心投入到紅衛兵和黨中央的革命懷抱中去。然而，作為「狗崽子」，我們被排除在「革命」之外。
我所就讀的上海市第二女子中學是當年市重點學校，班級52個同學中只有三個是「出身不好的」，另兩位分別是資本家和小業主的女兒。共產黨鬧革命追求的是平等，最終的共產主義是世界大同，然而文革卻成為「等級制度」最最森嚴的時刻。我們班的同學被分為「紅五類」（工人、貧農、下中農、革命軍人和革命幹部）子弟，她們是紅衛兵，坐在教室的課桌上，普通出身的同學坐在椅子上，而我們三個人只被允許坐在地上，天天去學校，向全班同學宣讀「黑家庭」給我們帶來的階級烙印。這種等級觀念以及「上對下」的蹂躪不正是《班主任》的作者劉心武所抨擊的現象嗎？這當然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
Image copyright BBC Chinese
Image caption 1970年，李如茹特地從蘇北農村趕回上海送朋友去淮北插隊，穿上他們發的棉大衣和棉帽子「假裝一下」
很快，我的媽媽就不准回家了，關在「牛棚」裏，被「隔離審查」。那時候我的姐姐是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的學生，在北京。我們家的保姆當然不可以再用了，她被趕走了。於是家裏就剩下我自己，14歲。
我曾經是一個嬌寶寶，家裏連火柴都不許我劃，確實是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現在我得自己學會鋪?、洗衣服、買菜並且做飯。幸好，京劇院有一戶人家與「造反派」沾親沾故，隨著「搶房子」的風，住進了我們家。我不願意讓他們知道我不會劃火柴，於是，每天等他們先做飯，這樣我可以用紙引火、來點著煤氣。
我媽媽工資從近300減到95元一個月，付掉40元的房租以後，媽媽、姐姐和我的生活費就只剩下55元。我每個月去取工資時可以見到我媽媽一次，但是必須得到京劇院紅衛兵的允許，我好像與他們大吵過幾次。我留給媽媽20元生活費，因為她抽煙，一天要抽將近兩包，而最便宜的飛馬牌香煙好像都要1角7分一包呢。我給姐姐寄18元，於是我就只有17元了，除去煤、電與水費，真正可以讓我吃飯的錢是8-9元。
我那時候很喜歡夏天，因為不必早開燈，也喜歡用西紅柿、雪裏紅和土豆絲燒湯，燒一鍋，可以吃很多天。夏天，飯食容易餿（家裏曾經擁有的冰箱被封掉，不准使用，其實就算可以使用，我也付不起電費！），生活讓我懂得，只要經常燒滾食物，就在大熱天也還可以保存兩三天的，9元錢的生活費教會了我怎麼勤儉過日子。
那時生活中有很多令人恐懼的事情，與馮驥才《啊》中描寫得幾乎一樣。我想對於那時是14歲的我影響最大的是三件事吧。
王老師和管同學
我們學校有一位生物老師，姓王，她的兒子管XX是我小學同班同學，同窗整整5年。管同學從來都是班上的第一名，但是考中學的時候令我們大家吃驚，他並沒有被市或者區重點學校錄取，而進入了一個相當差的學校。後來同學們中間流傳，他落榜是因為家庭出身不好。他的父親曾經是國民黨軍隊的「班長」（也可能是排長吧），因此是反革命，在青海勞改。他們家兄弟姐妹很多，住在一個老式洋房的汽車間改建的屋子裏。
1966年夏天的一個上午，我一到學校就覺得氣氛異常，後來聽說王老師在女廁所上吊自殺了。學校有大字報貼出來，說她是國民黨的三青團員，「死有餘辜」。我喜歡這位老師，倒不是因為他是管同學的媽媽，而是她有一副標?的「人民教師」的模樣，短髮、戴眼鏡，說話總是輕輕的，很安靜，但是她有本事把我們這些十來歲的女孩子帶入最無趣的「草履蟲」的世界中去。
漸漸，聽到了更多關於她自殺的事情。除了在學校「挨斗」以外，回到家裏，管同學帶著弟妹也批判她。自殺前的那個晚上，管同學和弟弟妹妹把他們寫的批判王老師的大字報糊在了媽媽?上面的天花板上，顯然，他們要使批判完完全全地進入到這位「反黨分子」的靈魂中去，在睡夢中都必須牢記。
1968年我去蘇北農村插隊落戶，聽說管同學分在上海益民糖果廠當工人，他是家裏唯一可以掙錢養活弟弟妹妹的人。1969年上海文化廣場大火，火災之後，我在報紙上看見管同學的事蹟介紹，他被稱為烈士，為了搶救那幅著名的「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畫，他抱著巨幅畫像從高樓跳了下來，無論他還是畫像當然都「碎」了，但是我的同學完成了他向世人、向黨的證明：他是一個熱愛黨、熱愛毛主席的優秀革命青年，雖然他屬於文革中黑色家庭出身的「狗崽子」！管同學的犧牲讓我懂得他為什麼帶著弟妹給媽媽王老師貼大字報，也深深理解他為什麼跳樓。這個故事幫助我的學生明白小說《啊》所描寫的人物關係：那道不清、說不明的複雜性。
Image copyright BBC Chinese
Image caption 1980年，溫州。曹禺在為妻子李玉茹拍照，殊不知他們二人成為另一位攝影者的「捕獲物」。
我的外祖母
還是1966年，9月初的一天，北京西城區糾察隊六個梳著小短辮兒的紅衛兵突然出現在我們家。她們宣佈我在北京的外祖母李毓秀於8月31日死了。「骨灰呢？」我的母親輕輕地問。「要那幹嗎？一個老歷史反革命！」紅衛兵一句話就使得我們這些後代無法再問下去了。這些紅衛兵在我們家吃住了一個星期，想抄家，但是封條貼著，只得作罷。京劇院文革工作小組警告我媽媽，如果這六個革命小將有個差池，拿她是問。兩三天以後，其中一個女孩子漸漸說出了點我外祖母去世的實情。
八·一八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的當天，首都進入「破四舊」高潮。有人想砸我外婆居住的於撫院17號李家門口的兩個小石獅子（這座四合院是她的私產），李毓秀出去阻攔，這一下，招致二十多個紅衛兵進駐了十幾天。李毓秀是滿清格格的身份被揭露，她的女兒（即我的媽媽李玉茹）作為京劇名角兒在1949年以前唱戲掙千掙萬也作為罪狀被捅出來了。當年吞沒了李毓秀東西、又帶著國民黨士兵搶她的人的後代此時趁機過來來報復，因為他們認為是李家告的狀才使他們父親被捕入獄的。
紅衛兵掘地三尺，還真發現了不少錢包括外幣和金銀首飾。住在於撫院的十幾天裏，紅衛兵用皮帶頭和棍子抽打李毓秀，還踢她，逼她供出藏東西的地方，李毓秀先是用絕食表示抗議，後來要求喝一點水，但是不給。最後，紅衛兵還逼迫我的大姨打她的母親……聽到這些我什麼話也說不出來。我第一次每天24小時和紅衛兵在一起，看著她們的霸氣、令人髮指的野蠻，我感到我再也不想作什麼紅衛兵了。中國人說，人之初，性本善，他們的惡是從哪裏來的呢？！我們至今不知外祖母的屍骨在哪裏，只能為她建了一個空空的墓穴，放了她的一張照片，逢年過節我們可以去祭奠她。
Image copyright BBC Chinese
Image caption 1977年，作者母親李玉茹和童芷苓，兩隻文革中的「老牛」曾經共同倍受折磨
「我要活著……」
第三件事情發生在1966年底吧。有一天，被隔離審查的媽媽得到允許回來拿衣服，我看她她走路異常困難，猜想她又被紅衛兵折磨過了。文藝界的小將，大約練過功的關係，手重、腳重，會打人，善於踢人，知道哪裏是要害，哪裏最痛。我母親和另一名著名演員童芷苓被他們扒下褲子打，打到無法走路的程度，這是何等的人生侮辱。
這天她神情恍惚，然後突然非常嚴肅地告訴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與我商量。她說，滬劇團的一個演員被打死了，送到京劇院來，作了個假上吊的現場，然後紅衛兵把所有的牛鬼蛇神召集起來在屍體面前訓話。我媽媽想到了被打死的外祖母。她接著說，自從京劇院金素雯夫婦和言慧珠自殺後，她一直想死，但是母親的責任攔住了她。今天的事情使她無法再忍受，與其被人打死，不如自己結束生命。但是她放心不下孩子。
於是，她勸我：「我們不像言媽媽那樣，上吊太痛了。我攢了安眠藥，再打開煤氣，我抱著你，跟你小時候一樣，很快你就再也不會吃苦了。」這些話使我怕極了，我堅決不肯，哭喊我要活著，我還沒有好好見過這個世界呢。我這個14歲異常怕死的小孩就這樣救下了兩條命，使得我母親在文革以後獲得了她一生嚮往的愛情，她與繼父曹禺的結合為兩位老人帶來很多幸福，她也為京劇留下很多著作。同時，也使得我今天可以寫下這篇文字，並且在28年中，在英國教出了一千多名學習中國學的學生。
我1968年年底去蘇北插隊落戶，後來又轉往淮北農村，文革十年，我當農民、工人，是安徽省話劇團的學員和演員，總之，離開家整整10年，直到高考制度恢復以後，我考上了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才又回到家鄉。
夢魘十年與我
Image copyright AFP
Image caption 十年文革，影響了中國幾代人。
必須指出，我不見得比其他「出身不好」的人的命運更壞，很多人比我悲慘得多，他們家破人亡，被打入社會最底層，一直沒有翻過身來。除了最初的「破四舊」、全國動亂之外，1968年開始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以及後來的「回城風」又導致多少家庭妻離子散，造成多少後來的社會問題。所有這一切都和今天的中國緊密相關，無論中國人，還是想和中國發生聯繫的（即便那些只想在中國賺錢的）非華人的人，都必須了解文化大革命，否則，不可能懂得中國社會，當然也不可能真正成功。
我當然希望，我從來沒有度過這夢魘的十年，我的身體一定會比現在好，我也更希望自己比現在年輕10歲，那樣，我可以做更多、更加美好的事情！然而，時鐘並不能倒撥，同時，我也常常捫心自問：沒有這十年，我會不會成為現在這樣的一個我？
我熱愛生活、尊重文化，尊重人、熱愛人、也能夠體諒他人的處境，我「粗糙」、肯吃苦，並且頂真，做事總是「如履薄冰」、兢兢業業或者「苛求」（有時不免令人不耐煩），我想，如此種種我的特質（優點或者缺點）都來自文革十年的遭遇，正是經歷了所有那一切構成了「我」。
我一直以我的方式紀念著中國當代那一段特殊、重要的歷史，這就是為什麼我選擇教《文革後的中國文學》。我向英國學生講授中國，希望讓更多沒有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了解曾經發生了什麼，也希望引起更多的深思，十年夢魘的根源究竟在哪裏？我們今天應該怎樣生活和思想？
打臉粉鳥客 網友留言怒罵：專業何在
發稿時間：2016/06/06 13:53
最新更新：2016/06/06 13:53
字級： 字級縮小 字級放大
（中央社記者黃旭昇、魯鋼駿新北6日電）「粉鳥客山野歷險」的社團不視氣候狀況，5日率團到新北市坪林區溯溪，標榜專業的他們卻讓此次活動釀成4死1失蹤悲劇，網友紛在臉書留言怒批「專業何在？」
台北市粉鳥客社團共24人參加溯溪，山區下大雨溪水暴漲，其中大人、小孩等溯溪民眾遭大水沖走，導致4死1失蹤，警消仍在現場持續搜救中。
「專業、安全、樂活」，位在台北市的「粉鳥客山野歷險」專辦溯溪、室內攀岩、戶外攀岩等，標榜教練帶隊，可讓喜歡親近大自然的民眾「輕鬆安全的上山下海優遊祕境」。
從「粉鳥客山野歷險」在社群網站臉書（facebook）中介紹可知，自豪「我們很專業，我們很注意安全，該準備的我們都幫你準備好」，且「粉鳥客的教練們都受過完整的專業戶外活動訓練」，包括溯溪、攀岩與初級急救等，吸引不少公司團體、三五好友相約報名參加。
台灣寬頻員工共24人5日參加粉鳥客社團溯溪活動，一行人前往新北市坪林區山區溯溪，遇溪水暴漲，最初造成6人失蹤，經警消救援後，4死1失蹤，目前持續救援。
「這叫專業？」不少網友在「粉鳥客山野歷險」的臉書留言痛批，「溯溪不看氣象局預報，已經有大雨特報了還要去」、「罔顧人命，還敢自稱專業？」、「用別人命，造就自己利益，要賺錢必須用害人生命這種方法嗎？」
也有自稱義消弟弟的網友在臉書呼籲，他的哥哥是義消，夏天出事情就要拚命到水域去找回這些受困人，呼籲大家夏天別去河邊玩水，河川暗水真的很恐怖，就算穿救生衣也無用，更批「別再搞什麼團賺錢，大家也別再參加」、「不管多熱，生命很可貴」。
港獨」指控下蘭蔻取消何韻詩演唱引反彈
7小時前
網友評論
分享
Image copyright Getty Images
Image caption 何韻詩（中）是「佔中」被捕示威藝人之一。
法國化妝品牌「蘭蔻」（Lancome）的香港分公司宣佈取消藝人何韻詩的一場小型音樂會，引起香港網民反彈。
何韻詩積極參與了2014年「雨傘運動」爭取普選堵路示威，也是最後一批被警方逮捕抬離「金鐘佔領區」的示威者之一。他在5月中旬迎來39歲生日之際於日本大阪與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見面。
蘭蔻上周公布這場演出後，被包括中共《環球時報》在內的中國媒體指責其起用「支持『港毒藏毒』的藝人」，不少中國網民到蘭蔻的微博指責其「請分裂中國的藝人代言」。
蘭蔻其後兩度發出聲明，澄清何韻詩並非其品牌代言人，繼而以安全理由宣佈取消音樂會。何韻詩批評這些聲明「嚴重誤導大眾及影響本人聲譽」，她感到「極度遺憾」。
何韻詩星期一（6月6日）透過其Facebook專頁發表聲明說：「自由、公義、平等，一直是香港人所追求的，而假如現在我們因為這些堅持而要受到莫名其妙的懲罰，那麼，這早已不是我個人層面上的事情，而是整個世界價值觀的嚴重扭曲。」
「Lancome是國際品牌，當國際品牌也要屈膝於這種霸凌之下，我們不得不嚴肅正視問題。」
「以我所理解，這是總公司所下的決定，故此本人在此正式要求Lancome法國總公司公開交代原因，還本人一個公道以及給公眾一個合理解釋。」
同樣被中國媒體指責的還有美國嗽口水品牌李施德林（Listerine）。該公司與何韻詩合作的廣告系列也剛在兩周前發表。
李施德林方面暫未對來自中國大陸的批評作出回應。
小型音樂會
蘭蔻安排的音樂會原定於6月19日在其新開設的香港上環分店舉行。擁有加拿大國籍的何韻詩於2日在其Facebook專頁上宣佈了蘭蔻的這場演出。
何韻詩在網帖中自嘲說：「幹了一會失業人士、扮演完旅人、OL（辦公室女郎）、村菇（村姑）、廢鐵等多重角色之後，這次終於有人找我回歸我最原始慨角色——歌女！」
Image caption 何韻詩（右二）上月在日本與達賴喇嘛（左二）見面。
但到了6月4日，新浪新聞中心刊發一篇綜合報道，聲稱有網民就此事向編輯爆料。文章並配發了何韻詩此前在社交媒體上發佈與達賴喇嘛的合照。
文章說：「雖然在內地遭到厭惡和抵制，這何韻詩卻在香港相當吃得開。而且，雖然她已難以再從內地賺錢，但仍然有從內地人口袋裏賺錢的企業，在養著她、資助著她。」
「當然，很多內地網友此前並不了解這些情況——因為這些廣告只發在了境外的社交網站Facebook上。否則，如果這些廣告也發在內地，可想而知內地公眾的反應會是什麼。」
「而且，即便這些品牌可能會辯稱這些宣傳是給香港的『特供』，也會令在內地——乃至去香港旅遊時多多支持兩家品牌的內地消費者感到受傷，特別是當大家意識到自己的錢被拿去給了支持『港獨』乃至『藏獨』的藝人，甚至有可能會被用作『亂港』的經費。」
網民兩極反應
中共《人民日報》旗下《環球時報》繼而於6月4日早上在微博發帖，詢問網民：「有網友爆料，在內地熱銷的漱口水品牌李施德林，以及蘭蔻化妝品，近日在香港新推出的品牌推廣活動中，皆請了支持港毒，並且上周又在日本力挺藏毒頭目的何韻詩做代言活動……你們怎麼看？」
網民隨後跟帖號召抵制，宣稱「以後堅決不用蘭蔻產品」。也有網民稱，「每一筆支持藏獨，港獨和台獨的錢裏都沾著中國同胞的血」，並給歷來被指控支持「藏獨」的西方品牌「翻舊賬」。
Image caption 《環球時報》網帖發表後，網民湧往蘭蔻官方微博留言抗議。
上百中國網民隨即在蘭蔻中國的官方微博上留言指責，要求蘭蔻退出中國市場。蘭蔻中國隨即發表聲明澄清何韻詩並非代言人。超過4萬名網民跟帖回應，當中有網民批評蘭蔻「玩文字遊戲」，質問該公司「什麼時候能學好政治再來賺錢呢」。
蘭蔻香港於5日跟進發表聲明稱，邀請何韻詩演唱「原意為純音樂上分享，並無牽涉任何代言人合作關係。由此對消費者造成誤解我們 深表歉意」。
至深夜，蘭蔻再發表中英雙語聲明說，該公司「一直以來對每位支持者的感受與體驗極為重視……然而，鑒於有可能出現之安全因素，我們決定取消原定活動。」
截至北京時間星期一（6月6日）中午，兩份在Facebook上發表的聲明合共有4.4萬名網民點擊「憤怒」反應。蘭蔻方面並未解釋何謂「有可能出現之安全因素」。
留言中既有香港網民宣稱以後不再購買蘭蔻產品，也有人號召網民同時抵制蘭蔻母公司歐萊雅（L'Oreal）的所有產品，還有人要求蘭蔻解雇所有與這兩份聲明有關的雇員和外包公關公司職員。
一些網民則在跟帖中翻出善待動物組織（PETA）數據庫的紀錄，指責蘭蔻在動物身上測試其產品。
Image copyright BBC Chinese
Image caption 蘭蔻香港Facebook的聲明引來上萬網民點擊關注。
抵制藝人
自原稱「佔領中環」的「雨傘運動」示威發生後，中國大陸與香港已不止一次發生抵制藝人事件。
去年12月，香港著名填詞人林夕在微博上「被舉報」不愛國，原本於桂林廣西大學的活動被逼取消。林夕於「佔中」期間為支持示威者的歌曲《撐起雨傘》填詞，何韻詩也是參與演唱藝人之一。
香港歌手盧凱彤、謝安琪和張敬軒等也先後「被舉報」支持「佔中」，其中國大陸活動受到限制。
何韻詩去年曾對媒體稱，她本人自「佔中」被捕後因失去中國大陸市場，收入大減80%。她繼而宣佈轉型為獨立歌手，並繼續參與「佔中」時創立的活動團體「文化監暴」工作，同時在親民主派網絡媒體「立場新聞」擔任董事。
在蘭蔻事件發生之前，意大利菲亞特汽車於2008年西藏3·14騷亂後推出由好萊塢影星理查德·基爾主演的廣告，因理查德·基爾長期支持流亡藏人而引來中國抨擊，菲亞特最終道歉。
同年，女星莎朗·斯通因在評論四川汶川大地震時提到「報應」一詞引起中國輿論不滿，被香水品牌迪奧（Christian Dior）撤換其廣告。我為何在英國大學教《文革後的中國文學》?
英國利茲大學中國戲劇學教授 李如茹
2小時前
分享
Image copyright BBC Chinese
Image caption 作者李如茹
50年前發表的「5-16通知」把全中國引向了十年動亂之中。這段歷史造就了我、與我同時代的人，乃至當今中國。我想，每一個在那個時代長大的人都沒有也不會忘記那十年，只是出於各種原因，很多人不願意或者不能去思考那些日子罷了。
自從1988年以來，我就成了英國利茲大學的教書匠，一邊跟隨Martin Banham教授攻讀莎士比亞；一邊向Don Rimmington教授學習怎麼教漢語。於是我有機會把我的思考注入在我教的課程中，並且把它們傳達給對於文化大革命毫無了解的英國青年學生。
我教《文革後的中國文學》
利茲大學「中國學」的學生都是從b?bab?ba、一筆一劃寫漢字開始學習中文的。要讓他們閱讀我為《文革後的中國文學》選擇的小說，這對於只學過三年、最多三年半的西洋學生來說實在不容易，然而，凡是修這門課的學生都深深投入了這門被我稱為「談虎色變」的極為困難的課程。
因為文化大革命對於學習「中國學」學位的學生是重要的，這不僅因為我自己是在文革中長大的（1966年我14歲，初中2年級），更重要的是那些制定了今天很多政策或者導致了很多社會弊病的人、乃至目前在大陸舉足輕重的很多政治、文化和科技人士都與文化大革命息息相關。
Image copyright BBC Chinese
Image caption 作者童年時代與母親李玉茹合影
採用了將近20篇不同作品以後，我鎖定了以下三篇小說：《班主任》（劉心武）、《啊》（馮驥才）和《高原的風》（王蒙）。
首先，這三篇小說非常具體、形像地展示了中國「新時期文學」的飛速發展。如果說《班主任》由於寫得很早，作者的筆不由自主地透著文革式語言的味道，那麼短短幾年以後發表的《啊》以及《高原的風》就凸顯出截然不同的形態與風格。《啊》從寫實的角度把學生帶入了那「觸及靈魂」、令人心驚膽戰、顛倒是非黑白的文革時代；而《高原的風》則採用了類似「意識流」的新寫作手法，在1986年就把作者感受到、剛剛開始的經濟改革給予人們的衝擊呈現給了讀者。 這三篇小說的主人公都是中國知識分子，這是一群在二十世紀飽受各種經驗的人群，這些人的命運真實地表現了50年代以來種種政治運動以及大起大落的千變萬化，栩栩如生。
然而，究竟怎樣幫助這些21歲左右的生活在英國、大部分成長於優裕的中產階級家庭中的青年進入這三篇作品的「此時此地」的環境中去是非常困難的。什麼叫作「觸及靈魂」？精神還是肉體？《啊》中的主人公吳仲義在飽受蹂躪以後，當他聽說自己被宣佈「解放」了，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時，小說這樣描寫道：
這時，所革委會郝主任走上前，給他〔吳仲義〕胸前別上一枚鍍銅的像章，贈給他一套《毛澤東選集》。居然還同他握握手。他心裏猛地熱浪一翻，突然伸起胳膊，放聲呼喊口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他整個身子跟著口號聲向上一躥，兩隻腳好像離開了地面似的，滿臉都是激動的淚水。
我常常問學生，這是吳仲義的真實表現還是他為了表現自己的「革命」在假裝？如果說是他的「真實表現」，他又為什麼、怎麼會這樣表現的？難道他完全忘記了自己剛剛經歷過的所有身心的折磨嗎？ 第三篇小說《高原的風》中有一位在80年代初面臨改革、各種新思想衝擊，感到「失重」了的50歲左右的優秀教師宋朝義。這個人物被自己全心全意投入了幾十年「身」、「心」 改造搞糊塗了。而我的學生們不由得會問：「為什麼在中國的50年代，說話口齒清楚、思維邏輯清晰被認為是不好的？這又和資產階級、剝削階級有什麼關係？」
確實，怎樣才能讓我們的學生真正理解這種扭曲的人性？我教書，我選擇這三篇小說，因為我被它們感動，我的個人經歷與小說在起共鳴。我想，「我」應該成為一座架在英國青年和文革後中國文學的橋樑。
自己的經歷
Image copyright BBC Chinese
Image caption 1972年：大約是文革中比較寬鬆的年代，母親已經「被解放了」，姐姐李莉從中央戲劇學院畢業，而作者本人也離開了淮北農村，成為南京空軍「五七幹校」製藥廠的工人，並開始在幹校宣傳隊演出樣板戲
其實，我的經歷沒有太特別，但是卻幫助我教書，我的故事使得英國學生明白他們讀的小說都建立在社會真實之上,「中國學」學位的目的就是探究導致中國光怪陸離現象的根源。
我的母親是京劇演員李玉茹，在文革中是當然的「牛鬼蛇神」。我最初十分相信媽媽是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資產階級藝術權威，下定決心要和她劃清界限，全身心投入到紅衛兵和黨中央的革命懷抱中去。然而，作為「狗崽子」，我們被排除在「革命」之外。
我所就讀的上海市第二女子中學是當年市重點學校，班級52個同學中只有三個是「出身不好的」，另兩位分別是資本家和小業主的女兒。共產黨鬧革命追求的是平等，最終的共產主義是世界大同，然而文革卻成為「等級制度」最最森嚴的時刻。我們班的同學被分為「紅五類」（工人、貧農、下中農、革命軍人和革命幹部）子弟，她們是紅衛兵，坐在教室的課桌上，普通出身的同學坐在椅子上，而我們三個人只被允許坐在地上，天天去學校，向全班同學宣讀「黑家庭」給我們帶來的階級烙印。這種等級觀念以及「上對下」的蹂躪不正是《班主任》的作者劉心武所抨擊的現象嗎？這當然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
Image copyright BBC Chinese
Image caption 1970年，李如茹特地從蘇北農村趕回上海送朋友去淮北插隊，穿上他們發的棉大衣和棉帽子「假裝一下」
很快，我的媽媽就不准回家了，關在「牛棚」裏，被「隔離審查」。那時候我的姐姐是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的學生，在北京。我們家的保姆當然不可以再用了，她被趕走了。於是家裏就剩下我自己，14歲。
我曾經是一個嬌寶寶，家裏連火柴都不許我劃，確實是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現在我得自己學會鋪?、洗衣服、買菜並且做飯。幸好，京劇院有一戶人家與「造反派」沾親沾故，隨著「搶房子」的風，住進了我們家。我不願意讓他們知道我不會劃火柴，於是，每天等他們先做飯，這樣我可以用紙引火、來點著煤氣。
我媽媽工資從近300減到95元一個月，付掉40元的房租以後，媽媽、姐姐和我的生活費就只剩下55元。我每個月去取工資時可以見到我媽媽一次，但是必須得到京劇院紅衛兵的允許，我好像與他們大吵過幾次。我留給媽媽20元生活費，因為她抽煙，一天要抽將近兩包，而最便宜的飛馬牌香煙好像都要1角7分一包呢。我給姐姐寄18元，於是我就只有17元了，除去煤、電與水費，真正可以讓我吃飯的錢是8-9元。
我那時候很喜歡夏天，因為不必早開燈，也喜歡用西紅柿、雪裏紅和土豆絲燒湯，燒一鍋，可以吃很多天。夏天，飯食容易餿（家裏曾經擁有的冰箱被封掉，不准使用，其實就算可以使用，我也付不起電費！），生活讓我懂得，只要經常燒滾食物，就在大熱天也還可以保存兩三天的，9元錢的生活費教會了我怎麼勤儉過日子。
那時生活中有很多令人恐懼的事情，與馮驥才《啊》中描寫得幾乎一樣。我想對於那時是14歲的我影響最大的是三件事吧。
王老師和管同學
我們學校有一位生物老師，姓王，她的兒子管XX是我小學同班同學，同窗整整5年。管同學從來都是班上的第一名，但是考中學的時候令我們大家吃驚，他並沒有被市或者區重點學校錄取，而進入了一個相當差的學校。後來同學們中間流傳，他落榜是因為家庭出身不好。他的父親曾經是國民黨軍隊的「班長」（也可能是排長吧），因此是反革命，在青海勞改。他們家兄弟姐妹很多，住在一個老式洋房的汽車間改建的屋子裏。
1966年夏天的一個上午，我一到學校就覺得氣氛異常，後來聽說王老師在女廁所上吊自殺了。學校有大字報貼出來，說她是國民黨的三青團員，「死有餘辜」。我喜歡這位老師，倒不是因為他是管同學的媽媽，而是她有一副標?的「人民教師」的模樣，短髮、戴眼鏡，說話總是輕輕的，很安靜，但是她有本事把我們這些十來歲的女孩子帶入最無趣的「草履蟲」的世界中去。
漸漸，聽到了更多關於她自殺的事情。除了在學校「挨斗」以外，回到家裏，管同學帶著弟妹也批判她。自殺前的那個晚上，管同學和弟弟妹妹把他們寫的批判王老師的大字報糊在了媽媽?上面的天花板上，顯然，他們要使批判完完全全地進入到這位「反黨分子」的靈魂中去，在睡夢中都必須牢記。
1968年我去蘇北農村插隊落戶，聽說管同學分在上海益民糖果廠當工人，他是家裏唯一可以掙錢養活弟弟妹妹的人。1969年上海文化廣場大火，火災之後，我在報紙上看見管同學的事蹟介紹，他被稱為烈士，為了搶救那幅著名的「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畫，他抱著巨幅畫像從高樓跳了下來，無論他還是畫像當然都「碎」了，但是我的同學完成了他向世人、向黨的證明：他是一個熱愛黨、熱愛毛主席的優秀革命青年，雖然他屬於文革中黑色家庭出身的「狗崽子」！管同學的犧牲讓我懂得他為什麼帶著弟妹給媽媽王老師貼大字報，也深深理解他為什麼跳樓。這個故事幫助我的學生明白小說《啊》所描寫的人物關係：那道不清、說不明的複雜性。
Image copyright BBC Chinese
Image caption 1980年，溫州。曹禺在為妻子李玉茹拍照，殊不知他們二人成為另一位攝影者的「捕獲物」。
我的外祖母
還是1966年，9月初的一天，北京西城區糾察隊六個梳著小短辮兒的紅衛兵突然出現在我們家。她們宣佈我在北京的外祖母李毓秀於8月31日死了。「骨灰呢？」我的母親輕輕地問。「要那幹嗎？一個老歷史反革命！」紅衛兵一句話就使得我們這些後代無法再問下去了。這些紅衛兵在我們家吃住了一個星期，想抄家，但是封條貼著，只得作罷。京劇院文革工作小組警告我媽媽，如果這六個革命小將有個差池，拿她是問。兩三天以後，其中一個女孩子漸漸說出了點我外祖母去世的實情。
八·一八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的當天，首都進入「破四舊」高潮。有人想砸我外婆居住的於撫院17號李家門口的兩個小石獅子（這座四合院是她的私產），李毓秀出去阻攔，這一下，招致二十多個紅衛兵進駐了十幾天。李毓秀是滿清格格的身份被揭露，她的女兒（即我的媽媽李玉茹）作為京劇名角兒在1949年以前唱戲掙千掙萬也作為罪狀被捅出來了。當年吞沒了李毓秀東西、又帶著國民黨士兵搶她的人的後代此時趁機過來來報復，因為他們認為是李家告的狀才使他們父親被捕入獄的。
紅衛兵掘地三尺，還真發現了不少錢包括外幣和金銀首飾。住在於撫院的十幾天裏，紅衛兵用皮帶頭和棍子抽打李毓秀，還踢她，逼她供出藏東西的地方，李毓秀先是用絕食表示抗議，後來要求喝一點水，但是不給。最後，紅衛兵還逼迫我的大姨打她的母親……聽到這些我什麼話也說不出來。我第一次每天24小時和紅衛兵在一起，看著她們的霸氣、令人髮指的野蠻，我感到我再也不想作什麼紅衛兵了。中國人說，人之初，性本善，他們的惡是從哪裏來的呢？！我們至今不知外祖母的屍骨在哪裏，只能為她建了一個空空的墓穴，放了她的一張照片，逢年過節我們可以去祭奠她。
Image copyright BBC Chinese
Image caption 1977年，作者母親李玉茹和童芷苓，兩隻文革中的「老牛」曾經共同倍受折磨
「我要活著……」
第三件事情發生在1966年底吧。有一天，被隔離審查的媽媽得到允許回來拿衣服，我看她她走路異常困難，猜想她又被紅衛兵折磨過了。文藝界的小將，大約練過功的關係，手重、腳重，會打人，善於踢人，知道哪裏是要害，哪裏最痛。我母親和另一名著名演員童芷苓被他們扒下褲子打，打到無法走路的程度，這是何等的人生侮辱。
這天她神情恍惚，然後突然非常嚴肅地告訴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與我商量。她說，滬劇團的一個演員被打死了，送到京劇院來，作了個假上吊的現場，然後紅衛兵把所有的牛鬼蛇神召集起來在屍體面前訓話。我媽媽想到了被打死的外祖母。她接著說，自從京劇院金素雯夫婦和言慧珠自殺後，她一直想死，但是母親的責任攔住了她。今天的事情使她無法再忍受，與其被人打死，不如自己結束生命。但是她放心不下孩子。
於是，她勸我：「我們不像言媽媽那樣，上吊太痛了。我攢了安眠藥，再打開煤氣，我抱著你，跟你小時候一樣，很快你就再也不會吃苦了。」這些話使我怕極了，我堅決不肯，哭喊我要活著，我還沒有好好見過這個世界呢。我這個14歲異常怕死的小孩就這樣救下了兩條命，使得我母親在文革以後獲得了她一生嚮往的愛情，她與繼父曹禺的結合為兩位老人帶來很多幸福，她也為京劇留下很多著作。同時，也使得我今天可以寫下這篇文字，並且在28年中，在英國教出了一千多名學習中國學的學生。
我1968年年底去蘇北插隊落戶，後來又轉往淮北農村，文革十年，我當農民、工人，是安徽省話劇團的學員和演員，總之，離開家整整10年，直到高考制度恢復以後，我考上了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才又回到家鄉。
夢魘十年與我
Image copyright AFP
Image caption 十年文革，影響了中國幾代人。
必須指出，我不見得比其他「出身不好」的人的命運更壞，很多人比我悲慘得多，他們家破人亡，被打入社會最底層，一直沒有翻過身來。除了最初的「破四舊」、全國動亂之外，1968年開始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以及後來的「回城風」又導致多少家庭妻離子散，造成多少後來的社會問題。所有這一切都和今天的中國緊密相關，無論中國人，還是想和中國發生聯繫的（即便那些只想在中國賺錢的）非華人的人，都必須了解文化大革命，否則，不可能懂得中國社會，當然也不可能真正成功。
我當然希望，我從來沒有度過這夢魘的十年，我的身體一定會比現在好，我也更希望自己比現在年輕10歲，那樣，我可以做更多、更加美好的事情！然而，時鐘並不能倒撥，同時，我也常常捫心自問：沒有這十年，我會不會成為現在這樣的一個我？
我熱愛生活、尊重文化，尊重人、熱愛人、也能夠體諒他人的處境，我「粗糙」、肯吃苦，並且頂真，做事總是「如履薄冰」、兢兢業業或者「苛求」（有時不免令人不耐煩），我想，如此種種我的特質（優點或者缺點）都來自文革十年的遭遇，正是經歷了所有那一切構成了「我」。
我一直以我的方式紀念著中國當代那一段特殊、重要的歷史，這就是為什麼我選擇教《文革後的中國文學》。我向英國學生講授中國，希望讓更多沒有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了解曾經發生了什麼，也希望引起更多的深思，十年夢魘的根源究竟在哪裏？我們今天應該怎樣生活和思想？
留言列表
